一位德国软件公司拥有丰富 CTO 经验的技术人，前不久给自己所在的国家的技术生态做了一份“尸检报告”。

德国的软件开发，已经死了。而且，不是“快不行了”，是已经死亡，且没有复活迹象。

虽然其中有不少片面夸大的成分，但折射出不少现实的真相。作者是一名来自德国的软件企业经营者，曾在多家公司担任 CTO，是一名活跃在一线热爱技术的人。

作为一名85后，他亲眼见证了德国的技术领域的兴衰。作者是柏林人，12 岁就开始接触编程，17 岁时在大学学习软件工程。如今，近 25 年过去了，作者一直在从事软件工程工作，管理软件项目，并撰写各类深度技术文章。

“全球应用发行商排行榜前 100 名中，没有任何一家德国公司。”

“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在技术领域的衰落，而这种衰落至今仍让我感到不安。”

在文章中，作者仔细分析了德国现在软件产业的现状。并最后得出了一个无奈的结论：如果你今天还想在德国做程序员，答案其实已经很清楚了：别折腾了。

我没有情绪宣泄，也不是耸人听闻。这是一个在德国写了 25 年代码的软件工程师，对自己国家技术生态做出的“尸检报告”。

期间作者，列举了很多德国传统公司转型做软件案例，但最后都失败了，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大众汽车集团的CARIAD等等。

料很猛，也很有值得反思的借鉴意义。 

小编这就带大家看一看，作者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德国的编程已经死了

软件开发在德国从来就不是什么轻松的事，但现在，它已经可以被宣告“死亡”了——而且是彻底的那种。

你也许会问：这真的是衰落，还是我在情绪化地博眼球？但现实是，连“德国经济危机（2022—至今）”都有了维基百科词条，这本身就说明问题并不小。

大众汽车耗资数十亿欧元、最终以失败告终的软件部门 CARIAD，只是冰山一角，它暴露的正是德国在软件与科技领域的系统性问题。

ps：这里的 CARIAD 是指，大众汽车为弥补自身的“软件短板”成立的一家集团级软件公司。最高峰期间员工6000人以上，但在 2023–2024 年：大众被迫重组了 CARIAD，裁员、缩减权限的同时，自动驾驶业务转向 Mobileye，而高端软件与智能化转向与中国公司合作（如地平线）。

再加上德国高得惊人的税负——联邦、州、市三级税费叠加，最高可达 70%——大量高技能人才正在离开这个国家（参见《为何德国正经历一场人才外流》）。

（Ps：这部分有读者指出有点夸大了：德国的实际税率和其他大多数欧盟国家并没有太大差别，它肯定不属于高税率国家。在没有背景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比较国家之间的税率，德国的税收能为你提供很多东西。低税率和小政府并不一定对经济有利。）

一个税负极高、同时不断流失软件工程师的国家，最终会变成什么样？

德国长期存在的“技术恐惧症”

德国曾长期以工程师之国著称，但社会层面在新技术的接受上，却一直异常迟缓。

1979 年出版的《计算机、权力与人的尊严》一书，通篇讨论的都是计算机与软件可能带来的社会危害。德国社会极其擅长在任何事物中寻找哪怕最细微的负面因素。

正如一位芬兰同事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德国人什么都怕。”

这种心态并非近年才出现。

1888 年 8 月 5 日，卡尔·本茨的妻子 贝尔塔·本茨 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长途汽车行驶——从曼海姆到普福尔茨海姆，全程 106 公里。

这次壮举在当时是非法的：她没有出行许可，当局也明确规定车辆不得离开曼海姆市界。

贝尔塔·奔驰在 1888 年进行了首次长途驾驶（来源：梅赛德斯-奔驰集团）

她之所以没有被起诉，只是因为利用了一个历史性的法律漏洞：

这件事既没有被允许，也没有被明确禁止，因为根本没人预料到会有人——更别说是一位女性——完成这样的行为。

1909 年，德国在讨论《帝国机动车交通法》时，许多“保守派”仍在为马车行业“鸣不平”。但当时，理性与创新精神最终占了上风，这种精神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保护了德国的工程师和创新者。

遗憾的是，当软件产业真正出现时，这种精神已经不复存在。

众所周知，机械工程在德国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软件开发往往只会换来意味深长的苦笑。直到今天，仍有大量德国的电气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对软件工程抱有明显的轻视态度。

与此同时，政府对软件创新始终缺乏真正的兴趣——哪怕在“软件正在吞噬世界”的时代背景下也是如此。

这就是德国程序员长期以来、并且至今仍然面对的现实环境。

伪装成“技术人员”的工程师

在德国公司里，开发者常常会发现，站在自己上面的，是一群几乎没有任何软件工程背景的软件工程经理、CTO，或自称“技术负责人”的人。

大众汽车 CARIAD 软件部门的董事会成员，几乎清一色来自工商管理、机械工程，甚至哲学专业——在一家软件公司里，没有一个真正的软件背景成员。

德国 ARD Mediathek 流媒体平台，只有少量编程视频

这还只是开始。当一家企业的主营业务并非软件时，情况往往更加糟糕。

德国最大的公共电视台 ARD 运营着流媒体平台 ARD Mediathek，该平台由每户每月 18.36 欧元的电视执照费资助。但其技术管理层的软件工程经验极为有限，直接导致 Android、tvOS、iOS 各平台 App 问题频出：卡顿、崩溃、网络异常几乎成了日常。

即便在德国为数不多的软件公司中，也经常能看到由几乎不具备可信软件经验的人来管理软件团队。

反观那些真正成功的德国软件工程师和创业者——出生于法兰克福的 Peter Thiel（PayPal、Palantir）、出生于科布伦茨的 Tobias Lütke（Shopify）、柏林出身的 Thomas Dohmke（GitHub 前高管）、以及 Franziska Hinkelmann（Google）——

他们的成功，几乎全部发生在德国之外。

而他们，仅仅只是冰山一角。成千上万的高水平德国软件工程师，早已一去不返。

程序员被系统性压制

当组织由技术外行掌控时，真正的专家反而很难发挥价值。

经验丰富的开发者，往往会对管理者构成威胁，因为管理者会被迫依赖他们。
对软件一窍不通的管理者，不得不直面一个事实：自己并不了解这个领域的基本原理，而手下的工程师每天都在提醒他们这一点。

这类冲突，很难长期维持平衡。

“我感觉每天都在给管理层讲计算机科学的入门知识。实在受不了了，所以我去了美国。”
—— 一位在德国工作 5 年的软件工程师（匿名）

在这种由非软件背景管理者主导的组织中，常见的现象包括：

倒金字塔结构：管理者数量是实际写代码开发者的 2 到 8 倍

技术债与架构崩坏：只关注功能交付，完全忽视维护

成本与周期失控：无视软件开发的非确定性本质

高流失率：消极怠工、人员频繁流动，且难以招聘新人

不可持续的“灯塔项目”：软件只是为了取悦管理层，而非解决用户问题

在这样的环境里，经验丰富的软件工程师几乎无法建立长期职业路径。

尽管这类组织在全球各国都存在，但在德国，这种“伪技术化的软件部门”显得格外普遍。

除了 SAP 之外，德国 DAX 指数（相当于美国的 S&P 500）中的公司，没有一家董事会成员拥有软件工程背景。

软件工程师在德国，几乎找不到可以结成联盟的同类。

开发者开始收拾行李

我在 2024 年 7 月的文章《为何科技工作者正在逃离德国》中，已经指出了这场人才外流的严重性。而如今，情况只会更糟。

每年有超过 30 万名高技能德国公民离开德国，并且离开的人，已经多于进入的人。

Google、Amazon 等公司，直接在 RWTH、KIT 这样的德国顶尖高校“点对点”招聘毕业生，然后第一时间把他们送往美国。

越来越多的毕业生，甚至已经不再考虑德国本土企业——他们很清楚，这些公司究竟有多么不重视软件工程师，以及他们真正的价值。

这也就意味着，那些离开德国的高技能人才，并没有被补上。

绝大多数来自海外的软件工程师，会选择去其他国家寻找机会。即便有人愿意来德国，也往往要面对荒谬到近乎疯狂的官僚体系。

总部位于柏林的 GetYourGuide 曾聘请 Gaurav Agarwal——前 Netflix 工程总监。但德国当局居然花了 整整 6 个月，才处理完他的工作签证。

而 Johannes Reck 领导的 GetYourGuide 并不是什么小公司，它拥有 700 多名员工。

ps：GetYourGuide 是全球最大的旅游体验与活动预订平台之一，Johannes Reck 是德国连续创业者、GetYourGuide 联合创始人 & CEO，他在一次采访活动中都坦承：“如果把事情搞得这么难，那欧洲没有技术生态也就不奇怪了”。

现在请你想象一下：
中小企业想从海外招聘一名软件工程师，会有多难？

Johannes 和 Gaurav 的经历并非个案，也不是什么“特殊情况”，这就是常态。
我本人在从海外招聘软件工程师时，也亲身经历过同样的官僚噩梦。

对越来越多的软件专业人士来说，德国已经不值得再折腾了。如今，劣势远远大于任何潜在优势。

在德国做软件开发，从来都不轻松；只是现在，对越来越多人来说，那条“红线”已经被跨过去了。

德国是一个晚熟的市场

无论你是在大公司、初创公司，还是作为独立开发者编程，你都需要一个活跃的开发者网络和生态，用来交流想法、碰撞灵感。你还需要一群愿意尝鲜的早期用户，来测试和验证新产品。

而德国，几乎什么都没有。

在技术采用曲线上，德国社会普遍被归类为“晚期大众（Late Majority）”。
不论是电动车、互联网，还是 AI，德国人几乎总是最后一批接受新技术的人。

当美国和中国的用户积极拥抱新技术、热情欢迎新软件时，德国社会面对新技术的态度往往是悲观、谨慎，甚至带着敌意的批判。

软件开发者经常发现，自己必须先向德国用户证明产品“存在的合理性”。
如果说得委婉一点，德国对新软件的渴望和需求，分布得极其稀薄。

这并不是一个适合推出创新应用的健康市场。

因此，像我这样的德国开发者，往往不得不优先把产品推向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市场。

我的应用销售数据

我自己的 iOS 和 macOS 应用销售数据，为这些判断和市场研究提供了一个虽属个案、但相当直观的佐证。

在我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消费者及企业密切合作时，我切身体会到了他们对新技术的兴趣、开放心态和真实热情。

而这种规模和强度的反馈，即便到今天，我在德国仍然感受不到。

德国开发者如果想发布软件，至少在“虚拟意义上”，也必须走出德国。
为德国量身定制的软件，几乎从来无法走向更大的市场——如果它们还能活下来的话。

作者自己的应用销售在全球市场的占比

已经造成的伤害

2000 年，当我决定投身软件工程时，老师们对我说：

“互联网只是昙花一现。”

他们劝我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结果如何，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后来，我和朋友外出吃饭时随身带着 HP iPAQ H6340。即便到了 2005 年，他们仍然嘲笑我：
这么大的屏幕简直荒唐，没人需要随时随地上网，屏幕这么大的手机根本不可能成功。

两年后，iPhone 发布，直接否定了这些判断。但即便如此，又花了好几年，他们才愿意开始使用 Android 或 iPhone。

德国的技术恐惧，已经根深蒂固到可以无视明确的市场事实。

举个例子：我多年前为 PalmOS 开发软件时，在德国这被视为“极其小众的怪癖”，尽管 到 2005 年，PalmOS 设备的全球销量已经超过 3500 万台。

早在 1999 年为 PalmOS 开发软件：让 PalmOS 重新上线

对新技术保持批判性当然合理，但德国的怀疑态度已经越界了。

它已经从建设性的讨论，演变成了对经济与社会的真实威胁。

我个人还能继续走在软件开发这条路上，是因为我主要面向英语用户开发应用。
但很多开发者，已经彻底放弃了，直接离开了德国。

造成的破坏如此之深，以至于德国经济的复苏，绝不只是减税和放松监管就能解决的。它还必须说服自己的国民，对软件、乃至技术整体，抱有更开放的态度。

这需要时间——可能是几年，甚至几十年。而对今天的软件开发者来说，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再等下去了。

在德国搞编程？现在已经彻底完了

欧盟出于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技术恐惧式对抗，直接导致多款 AI 模型无法在德国发布，甚至直到今天，iPhone 的屏幕镜像功能在德国仍然不可用。

这场对抗，成为了压垮德国软件开发生态的最后几颗钉子之一。

它叠加在原本就存在的问题之上：
高税负、令人窒息的官僚体系、对技术充满恐惧的社会氛围，以及几乎不存在的本土软件市场。

结果就是：
程序员们放下键盘，收拾行李，离开了。你真的怪不了他们。

全球应用发行商排行榜前 100 名中，没有任何一家德国公司。

德国已经从一个“勇于创新、动手构建”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病态挑剔的技术消费者社会。

曾经声名显赫、让我每年都充满期待的汉堡 Chaos Communication Congress，也逐渐从一场技术大会，演变成了一个政治议题占据主导的场所。
对我来说，这种变化极具象征意义——它清楚地反映了德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对软件、计算机与技术态度的整体转向。

在一个由软件主导的世界里，一个仍然主要依赖传统工业创新的国家，几乎不可能长期维持经济增长，更谈不上持续繁荣。

当然，政府负有责任。但德国社会本身，也应该清醒地反思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这让我心碎 ?，但现实就是如此：德国的编程生态 ??，已经彻底“报废”了。